（国际观察）伊朗袭击以色列，中东局势会否恶化？

　　三、深三、深化分税制改革的宪政进路 　　分税制改革的目标是在规范化地配置事权和财权的基础上，实现中央与地方之间在履行公共职能方面的分工和协作，以提高各级人民政府提供公共物品的效率，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需求偏好，实现人权保障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除此之外，参、众两院拨款委员会及其小组委员会实际上也在很大程度上行使着预算审核权。这可以减轻人大代表对预算草案遭到整体否决的严重后果的顾虑，从而大胆地行使手中的表决权，表达其真实意思。

[47]国会预算办公室（Cortgressional Budget Ottlce，简称CBO）是设在立法机关内部的联邦机构，它由《1974年国会预算和扣押控制法》所设立，负责向国会提供经济数据。目前的人大议事规则通过财经委、预工委对预算草案的初步审查使人大对预算草案的实际审查提前，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18]目前，几乎所有的民主政治国家都十分强调议会对政府预算的控制权。无论是《宪法》、《预算法》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也都没有对人大审查预算草案的程序予以明确，这使得人大对预算草案进行审查的方式、步骤、顺序、时限均无矩可循。[28]在极短的会议期间内，在没有多方听取意见、进行辩论的基础上，对于具有高度专业性的预算案进行充分的审议，提出有价值的建议，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而人民对行政权进行监督的最重要、最有效途径就是对通过议会对政府预算的审批与掌控。[12]布伦南和布坎南甚至认为：财政约束实际上可以代替选举约束，也就是说，即使在选举约束失效时它们仍然有效。可以说，法治社会的达成与公法的发达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公法对于法治的直接意义大于私法。

同时，宪法通过宣告积极的基本权利和基本义务，以规定国家权力的作为义务的形式确定公法关系的范围。徐国栋：《民法典与民法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3]童之伟教授也曾经提到，在当今世界与我们有较多联系的国家和地区的法学学者中，除德国和受德国影响的学者比较习惯于作公法、私法划分外，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早已很少甚至基本不谈公法、私法划分，或很少甚至完全不从公法、私法划分的角度考虑问题了。具有公法属性的宪法，不仅是公法的立法依据，而且可以充当私法的立法基础，宪法因此而成为国家唯一的根本法。

容否认，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是我国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的时代命题。[25]参见[荷]亨利·范·马尔赛文等：《成文宪法：通过计算机进行的比较研究》，陈云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7页。

三、对宪法不属于公法及宪法具有私法属性的质疑在我国传统的法学理论中，宪法一直被视为公法。如果真的有必要将宪法的基本权利规范适用于私人关系，那么私法上必定存在着漏洞。既然如此，宪法学者就不能以不应该规定为托辞，拒绝对宪法义务条款的含义进行探究。只有当公法有效地约束住权力之后，权力与权利处于平衡状态之时，法治才能实现。

正因为如此，实在法的体系才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非各种法的机械叠加。林来梵教授认为，基本权利与基本义务之间的法律关系是具体情形下的对角关系。民法学者所持的利益说，虽然也能够解释某些法律现象，比如，色情、吸毒、赌博、走私等所谓无具体受害人的行为，所反映的原本是纯粹的私人关系，将其纳人公法的调整范围，显然是处于保障公共利益的考虑，但是，在当下中国的语境中量由于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强烈的冲突，坚持这种划分标准会导致公法与私法被人为地对立起来。[19]上述说法极易导致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混淆，而宪法中有私法内容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混淆基本权利与民事权利的结果。

1992年《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第164条规定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33]我国传统的宪法学教科书认为，宪法之所以是国家的根本法，盖缘于以下原因：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

若将法治视为一个权力制约、权利保障的动态过程，则法治的关键在于依法治官（权力）而非依法治民（权利）。同时却又承认，宪法不仅包括公法的内容，还包括私法的重大问题。

1．基本权利不同于民事权利，宪法中没有私法内容。第二，宪法上的违宪责任具有政治性，确定性较低。当然，宪法学者强调公法的恒定调整对象是公共权力，旨在强调公法的权力制约、权利保障功能。[16]莫纪宏：《宪法学与公法学的关系—从立法政策学看公法学的制度价值》，《江汉大学学报》FOUG年第1期。由其来源和性质所决定，基本权利是一个与国家相对应的类概念（或曰群体概念），其享有主体是抽象的人。[14]参见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05页、第106页。

[19]这是莫纪宏研究员的观点，引自前注[3]，夏正林整理文。申言之，基本义务条款是国家以立法手段对公民权利进行限制的宪法依据，有基本义务之设而国家放任公民权利的滥用则意味着立法机关的渎职。

[30]刘茂林教授用法律世界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指称宪法的根本法地位，但他认为，将宪法归人公法会使宪法的多元价值堕入单一。赵万一：《从民法与宪法关系的视角谈我国民法典制订的基本理念和制度架构》，《中国法学》2006年第1期。

[2]宪法究竟是属于公法还是私法，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142个国家的成文宪法中，集中规定公民权利的有55部，占38.7％。

[38]六、宪法是唯一的根本法宪法是唯一的由制宪机关以人民的名义制定的法律，这便排除了一个国家有两部或多部根本法的可能性。基本权利属于人的固有权利，来源于人类生存和人格完善的正当需求，而非宪法的赋予，权利先于宪法所指的权利即是基本权利。[39]不少民法学者、宪法学者都认为，民法产生于古罗马，而宪法则是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故想当然地认为，民法的产生早于宪法。对于色情、吸毒、赌博、走私等所谓无具体受害人的行为，国家权力的态度从消极放任转变为积极干涉，又使本来的私法关系转变为公法关系，等等。

二是中国宪法学研究会把宪法与刑法关系列为该年度年会的五个议题之一。从已有的研究成果看，我国学者关于基本义务条款的观点有以下三种：1．宪法不应当规定基本义务。

其实，这种比较是在实质意义上的民法（普通的民事法律，而非民法典）与形式意义上宪法（即宪法典）之间进行的，因而是有问题的。笔者十分赞同陈端洪教授借助于制宪权概念来说明宪法的根本法地位的逻辑思路：制宪权的主体是人民，同时，制宪权是一切权力的来源，故宪法的根本法地位来源于制宪权。

由于制宪权高于立法权，所以，宪法的地位高于普通法律，被尊为根本法。[2]参见刘茂林、石绍斌：《宪法是法律世界中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兼对宪法是公法的质疑》，《法商研究》2006年第1期。

有民法学者认为，正是基于保护民权的目的，宪政运动才发展起来，才产生了宪法。[3]参见夏正林整理：《民法学与宪法学学术对话纪要》，《法学》2006年第6期。为将宪法与普通法律关系问题的探讨引向深入，笔者拟以澄清宪法学界关于公法与私法划分的若干模糊认识为出发点，论证宪法的公法属性，并对宪法的根本法地位做出说明，请学界同仁批评指正。人权本是宪法当中规定的民事权利，[17]市民社会制度的核心是保护公民（市民）的基本权利。

3.应当明确公法、私法的划分标准是有时代性的。在这个过程中，基本权利规范仅仅充当了法官构建审判规范的主要法源，对私法关系领域生效的不是基本权利规范，而是法官所造之法—审判规范。

宪法作用于公法、私法的机制直接体现为宪法对立法权的作用。公法、私法对国家权力的行使范围和行使方式提出的不同要求表明，公法、私法的划分本身内涵着法治的权力制约以及权利保障精神。

[11]同前注[6]，汪习根文。借用童之伟教授的观点，我们可以将这一机制概括为：立法机关在创制公法时，其对国家权力的设置必须遵循宪法无授权即是禁止的原则。